我1987年进的省广播电视大学，工业会计方向。当时我妈说你要么去工地搬砖，要么去看电视，我选了看电视。但没人为我解释，看电视是要考试的。第一节课那天，教室里摆着台20寸日立彩电，我们36个人瞪着眼看屏幕里一个上海口音的中年男人讲借贷记账法。讲到第40分钟他突然说"同学们翻到教材第73页"，我低头翻书，抬头他已经在讲第80页的内容了。这个瞬间我记住了一辈子，电大不会等你，连倒带都不给你倒。
我们叫"电视大学"，但教室里那个电视真不算大。屏幕离远了看不清，前排的男同学得偏着头看，一个学期下来，全班起码一半人不是近视加深就是脖子歪了。我那会儿负责抄黑板上的字，因为电视画面里也有个黑板，白粉笔字，反光得厉害，每次我得拿手搭个凉棚眯眼去认，还常常看不清，只能靠猜。为此我准备了两本笔记本，左边猜、右边改，写完一本再拆下来重新抄一遍。一年之后我练就了对着模糊画面盲猜字的能力，后来帮别人代抄笔记还挣过几顿饭钱。对了，一个学期学费是80块，我记得清楚，我妈数了四张10块四张5块，卷成卷塞进我衬衫口袋里。
说起来现在的网课动不动说"双师课堂"、"AI督学"、"社群陪伴"，我们那时候才是货真价实的双师，屏幕里的老师讲课，屏幕外的辅导员点名。辅导员姓赵，戴个宽边眼镜，总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一看到有人睡着就敲桌子。我有一回逃了三次课，他直接找上门来，在我家楼下扯着嗓子喊我名字，喊了五分钟。邻居以为我是通缉犯。当时我烦透他了，现在想想，400多个学生他一个没忘，也是牛。但话说回来，电大这种模式更怪的地方在于：屏幕里的老师才是亲老师，屏幕外的辅导员只是监工。真正的老师你永远够不着，你能摸得到的就是一台电视、一本教材、一套习题集。
后来我拿到毕业证，那是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文凭，上面盖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章，还带钢印。班里有同学拿着去厂里给领导看，领导拿了翻过来翻过去，问了一句"这是函授还是夜大"，同学说是电大，领导哦了一声说"就是看电视上的大学吧"。那时候心里不是滋味，但现在回头想，人家没说错。我们确实看了两年半的电视，但就是这么看电视，把我从一个连借贷都分不清的傻小子，变成了能独立做三套账的会计。我的数学老师很烂，她说不定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，但我跟着电视里那个上海男人学会了"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"，现在做账做了三十多年了都没出过岔子。
你要我说电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差别？我说不上什么学历含金量，我就说说感受。在普通大学，老师认识你，你能举手提问，能下课找他聊天，那些都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。电大没有温度，那是一台机器在给你喂知识，你吃不吃得下是你自己的事。但也正因为没有温度，反而更公平——屏幕前后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，你看得见它，它看不见你。它不会因为你是工人家庭就看不起你，也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用长沙话给你讲重点。你听不懂就是听不懂，没人怪你，也没人救你，你得自己倒回去盘一盘教材或找同学对笔记。这种冷漠反而训练了我一种能力：面对没有反馈的世界时，能不能自己给自己反馈。后来我做账也这样，没人告诉我错哪了，只能自己一笔一笔对。
我们那一届电大同学里头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同志，头发都白了，是厂里派来进修的。他每天骑一辆二八大杠来上课，到了教室就坐最后一排。他的教材上密密麻麻全是字，页边都写满了，有一回他指着书上的一个分录告诉我："这个书上印错了，借贷方向反了。"我看了看，果然反了。他说他对着录像带反复看了四遍才看出来。这件事对我冲击特别大，因为同期隔壁理工班的老师讲课连自己也绕晕了，看盘回放要倒三遍才分清楚首付和尾付。电大的教材是中央电大统一编的，改版没那么勤，但审校还算认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遇到过个别课，主讲老师照着PPT念了整整一个小时，气得我关电视出去买冰棍了。
现在很多人说开放大学是国家给成人教育留的一扇门，我承认这个说法没错，但落在我身上，它更像一条缝，你得自己侧身挤过去。知识它不装饰你，它只是塞进你的脑子里。对比现在年轻人花两三千块钱买网课、买知识付费，几节就没下文了，电大反而是最不装的教育：电视一开，爱学不学，但其实老师从头到尾都讲完了。毕业那天，我走出校门，把笔记塞进蛇皮袋里，骑车回家。后来我在厂里干了八年会计，又跳出来自己干，没人再看我那张红皮本。但那台电视前发呆的两个冬天，教会我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：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但电视里确实有清华北大的课，上不上有时候取决于你能不能忍受一只歪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