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四十七分，右槽牙的神经像一条被踩住尾巴的蛇，一下一下往太阳穴蹿。我蜷在床上，口水混着血丝流到枕头上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：要是现在能睡着，我愿意拿未来十年的选择权去换。可笑吧？白天我还跟人争辩康德和萨特，说什么人是自由的，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可疼到浑身发抖的那个瞬间，我压根不想负责，只想让某个更高的力量把我的痛觉神经拔掉。后来我想，这大概就是自由意志最真实的处境——它只配在你不疼的时候闪几下光。
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牙医，躺在那个皮椅子上，头顶的大灯照得我眯起眼。医生拿小镜子敲了敲我的蛀牙，说“得做根管治疗”，语气平淡得像在报天气预报。我问他：“能不打麻药吗？我想体验一下疼痛的纯粹性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没理我，直接拆了针管。我后来庆幸他没理我。因为当那根细针扎进牙床的时候，我不仅没有感受到任何哲学上的崇高，反而脑子里全是脏话，唯一的意志就是“快停下来”。你看，疼痛把意识压缩成了一根针尖大的东西，什么反思、什么自由、什么存在主义，全被麻药和牙科钻头搅成了碎渣。那一刻我特别确定：决定论是对的。所谓自由，不过是身体暂时没被逼到墙角时的一点幻觉。
但我又觉得，这个结论太狡猾了。因为我回到家，止痛药生效后，牙不疼了，我又开始觉得刚才那个“确信决定论”的自己有点蠢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站在厨房窗户边，看着楼下有个老头在遛一只穿毛衣的泰迪——那种荒谬感又回来了。如果一切都是因果链条决定的，那为什么我偏偏在牙疼的时候想通，不疼的时候又怀疑？我的想法难道只是牙髓炎分泌的某个化学物质的副产品？那我的思考还有什么意义？想到这里我又开始头疼，但这次不是牙疼，是那种“想太多”的胀痛。我摸着自己的太阳穴，感觉那里有一条细细的血管在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哲学：不是你想通了什么，而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“别想了”。
我有个朋友老周，前两年确诊了焦虑症，每天靠吃药维持。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最崩溃的一刻不是失眠到凌晨，而是他发现自己连“想不开”这个念头都不是自己控制的——药停了，他就抑郁，药吃了，他就平静，像一台被插座控制的电风扇。他说：“你天天谈自由意志，那你说，我吃一颗药就把我的‘意志’变了，这算哪门子自由？”我说不出话。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比喻，是化学。我们身体里的多巴胺、血清素、肾上腺素，每一个都在暗中修改我们的决定。你以为你在深思熟虑，其实可能只是你的血糖低了，或者你昨晚没睡好。哲学书上写“人是理性的动物”，可我觉得，人更像是“激素的提线木偶”，只是偶尔觉得自己在动。
不过，我还是要说一句反悔的话——刚才我说“决定论是对的”，其实我没资格这么说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“对”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决定论是真的，那“我信决定论”也是被决定的，这个“信”本身就不值一分钱。如果自由是假的，那我说的每一句“我觉得”都只是一个复杂化学反应的回声。我还在这儿写文章，试图证明某个观点，就像一只金鱼在水里努力证明自己没在游泳。这种悖论让我觉得好笑，又让我觉得踏实。也许哲学的用处从来就不是找到答案，而是让你在牙疼的时候、吃药的时候、想不明白的时候，还有一套语言去描述那种荒诞感。我唯一敢确定的，是我现在右边牙已经不疼了，但左边有一颗智齿好像在冒头。我想，等它长出来的时候，我大概还会再写一篇更烂的文章。
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在楼下练小提琴，拉得那叫一个难听，比我牙疼时的呻吟还难听。我关上窗，心想：如果音乐有自由意志，它一定不愿意被那个小孩拉出来。但它没有，所以它就那样在空气里扭曲着、颤抖着，像我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