违规办学为什么治不死？一个前兼职老师的碎碎念

先说我在2019年春天教过三个月课的地方。那是个藏在商住两用楼里的晚托+补习班，两层打通，消防通道堆满旧书桌。老板姓周，四十多岁，脖子上永远挂着一条金色链子。开班那天他给我们开会，开口就是：咱们没有办学许可证，但家长要的又不是证，是成绩。当时我站在门口那股烟味里，我认了。因为考研失败欠着助学贷款，他给我一节课150块，比隔壁正规机构多40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地方被投诉过六次，每次来检查，周老板就让我们把课表换成托管协议，把写着“提分”的灯牌从窗户上摘下来。检查的人走以后，他当着我们的面骂了句脏话，然后又哈哈笑，说查完一次能消停三个月。我身体上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睡不着。晚上躺床上刷手机，看见家长晒孩子在自己机构做卷子的照片，底下评论说“老师真负责”——其实那些卷子只是复印的旧题，答案错好几处。我恶心，但月底工资到账时，那种恶心又变成一种麻木的痛。我印象很深有次嗓子发炎，连续讲两个小时课，课间躲在厕所里咳出带血丝的痰。我拿这个事跟周老板抱怨，他塞给我两板含片，说再撑两周生源就稳了。你问违规办学最恶心的是什么？不是无证，是它用低廉的成本生产一种看似有效的幻觉。我统计过那三个月，机构一共收了47个学生，每个人一个学期交8800块，其中至少十五个孩子从初一开始就来，上了两年多英语和数学，成绩依然在班里垫底。可家长为什么不走？因为他们需要那种“我的孩子周末在努力”的心理安慰，而周老板提供的正是这种安慰的壳子。我后来因为一次教育部的暗访名单里有我，跑了。那晚我拿着最后结清的4200元现金走在大街上，内心居然觉得对不起周老板。你看，连受害者都学会了为施害者找理由，这就是这个行业最成功的地方。对比之下，我在2020年去一家正规培训机构面试。他们要求教师资格证原件、健康证明、无犯罪记录，还要试讲三轮，最后给我的课时费是90元一节课。面试官一脸严肃告诉我，咱们合规经营，成本高，所以老师待遇反而低，您理解一下。我当时没说话，心里想的就是商住楼里那个周老板——他什么都不查，只问我能不能立马上课，而且直接给现金。违规者给出了更体面的价格和更快的尊重，而合规者却靠道德优越感压价。这不仅是监管的扭曲，也是整个教育市场用脚投票的结局。这篇文章写出来，肯定有人说你就是为了钱。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我交不起房租的时候，一个正规机构能给我的只有“品牌背书”而不是柴米油盐。所以我不是要说举报那些违规班，我是想说：既然我们都默许高考分数就是硬道理，那就别怪有人绕着规则去给你造一条提分的捷径。我早就辞职了，但那个商住楼的灯牌大概率还挂着。最近回去经过一趟，二楼往窗外扔下来一团废纸，落在我脚边，展开是半张数学卷子。那一刻我的牙根突然发酸——在这里，知识本身也变成一种被违规使用的材料，而站在讲台上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都是把材料加工成暴利的帮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