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司法人工智能的澎湃浪潮中，一个隐秘的转向正在发生：法律解释权正从职业法官手中悄然让渡给算法工程师与数据模型。传统的法律适用过程，从规范语义的探究到个案事实的涵摄，本质上是基于人类理性与经验的价值判断；而如今，预测性司法工具、类案推荐系统、乃至全自动裁决模型，正在将这一过程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。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背后，暗藏着法哲学根基的松动。
面对算法裁判，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对立。实证主义强调规则自身的确定性与程序权威，算法系统恰恰能高效检索规则、统一尺度，因此被视为提升形式正义的利器；但自然法传统却质疑纯粹的代码逻辑，认为正义不能简化为概率与权重，未受伦理规训的算法，不过是“数字利维坦”的另一种面貌。然而，这两种传统都未能触及更深层的问题——解释权的归属。
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独立观点：法律解释权在本质上具有不可让渡性。该权利并非法官的职权限定，而是公民在法治秩序中据以理解规范、参与论证的自主性能力。当算法取代人类进行“解释”，其隐蔽性在于：它并不像传统成文法那样公开宣示规范含义，而是通过相关性计算给出“最优”结论，使相对人既无法审查解释理由，也无法参与辩论。这构成了对法治正当性的根本侵蚀，其严重性远超实体偏差。
因此，我们不应简单否定算法工具的价值，而是需要进行制度性重构：将算法限定为辅助识别与证据分析的“认知助手”，而非“裁判主体”；同时建立人类法官在关键法律解读、利益权衡和终局决定中的不可替代席位。此外，更应强化解释义务的显性化，所有算法输出必须转化为可理解且可争辩的“人话”。数字时代的法哲学需要回归到力量与话语的辩证，面对技术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聪明的机器，而是更清醒的自我认知。
